中企院视角

徐建国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的管理理论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引进、介绍西方的管理理论，第二阶段主要是借鉴国外经济发展的趋势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我们都是从相对落后到逐步发展，比如介绍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还包括创意产业、旅游经济以及很多新的概念。这些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为什么说我认为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位，现在中国产生的很多问题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原来的西方经济管理理论解释了。我虽然是在实际工作部门，但是也一直和理论保持着联系。前阵子莫言去斯德哥尔摩去领文学奖，我相信得文学奖的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人，我相信下一个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一定是对中国经济有深入研究的。

本文中我将讨论一些在实际工作当中发现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主要是讲四个问题：一是能源问题；二是创新问题；三是走出去的问题；四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六七年前新能源搞得很热，奥巴马刚刚上台的时候就说推动新能源发展，那个时候又是搞碳排放又是搞新能源，但现在新能源进入了一个低谷，最近的光伏、风能都是这样，中国的光伏基本上已经面临了一个能否存活的问题，风能在过去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已经淘汰掉了一半。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状况？

我在五六年前就说过，新能源的发展没有那么容易，科学定理是能量守恒定理，在能源领域不可能发生像IT产业这样革命性的变化，人类能做的就是能源的转化和减少输送的损失。我们现在都对煤发电批评很大，但是我们搞了一百多年了，到现在为止煤的转化效率刚刚超过50%，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煤发电设备是什么概念？就是在1小时把3000吨水变成蒸汽推动汽轮机发电，想想看这个转化效率有多高？

但是现在我们也不应该对新能源那么悲观，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开发新能源总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方向。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新能源前几年那么热现在又这么冷呢？

首先是能源价格的问题。当时国际上很多人都觉得国际石油价格会超过100美元，现在甚至有人预测会到140美元，在那个价位上很多新能源都会有生命力，但现在不是这个状况。对于国内来说也是这个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认为，新能源发展不快和节能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就是常规能源太便宜。现在上海的电价是0.61元，但是光伏的价格至少是1元，火电是0.43元，风电也是0.1元以上，如果提高常规能源价格的话肯定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涉及到千家万户，几乎每一个人。实际上根据现在的能源政策，越是耗能大户、越是有钱的人享受政府的补贴越多。现在正在逐步推行阶梯式的电价，我对这个是赞成的。

其次是美国页岩层气的产业化和加拿大的沙岩化对于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实际上页岩层气的开发技术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已经解决了，一个是横向钻孔，另一个是高压水立井，所以这也是价格的问题。在“9.11”以后美国反思为什么会自己造成全世界那么多人的反对，发现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能源的依存度太高，所以美国决定降低对外依存度。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美国人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下降了10%以上，所以现在中东乱了美国不怕。相反，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对外能源依存度提高了将近10%。

现在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预测再过20年美国和加拿大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能源自给，亚洲倒是对中东的能源依存度比较高，原来他们都是依赖于中东的，现在世界能源格局可能会变得相对多元。现在石油输出国有些着急了，原来是其他国家都购买他们的能源，他们担心如果能源格局发生大的变化的话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第三，欧洲经济危机带来的欧洲政治的变化，这些国家对于新能源的补贴大幅度减少。前些年光伏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生产是在中国，但是出口主要是在德国和西班牙，当时德国政府对于光伏产业有很大的补贴，现在因为欧债危机，欧洲政府和美国政府对于光伏产业的补贴有所下降。现在美国都说要让制造业回归，政府支持制造业回归就是提供培训。美国的那些企业认为不应该由政府补贴了，认为靠补贴出来的产业是没有生命力的。

我是介于工程技术和经济领域之间，现在能源问题我从工程技术的角度研究的比较多，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研究能源的比较少。我认为能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新能源的开发和传统能源提高效率对于人类来说是同等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发电效率能够提高1个百分点，对于整个国家的碳排放贡献都是很大的。
 

现在人们都把创新搞得很热，但是现在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事情太多。大家都在讲创新，但是为什么创新效果不是太好？我认为，随着国家的发展，我们面临的创新问题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很成功，对于中华民族很重要，但是那时候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不需要解决市场问题，科学家只要把原子弹研制成功，政府总归需要。不像现在公司研制产品还要考虑有没有市场。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当时没有成本问题，“两弹一星”的绝对成本是低的，相对成本不低，因为当年我们国家比较困难，工资收入都比较低。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解决技术问题，没有市场问题和价格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就有了市场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在一定意义上没有技术问题，因为我们的技术都是引进消化来的，外国人已经走通了。比如搞个电视机，公司只要去解决市场问题，技术可以引进、可以合资、可以购买。现在创新是既要解决技术问题又要解决市场问题，而且这二者在过程当中往往是不匹配的。现在我们当然要发挥“两弹一星”精神，但是两弹一星精神也是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都要与时俱进，两弹一星不需要与时俱进吗？现在我们的技术进步太快，18个月技术就更新1次，你跟得上吗？

我也观察过美国的创新体制，美国的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创新体制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的大企业是由政府设立研发机构，科技主要是靠军费推动的，那些大企业里都有政府控制的研究机构，课题是政府给的，钱也是政府给的，人是要经过政府审查的，成果也是政府的。这样做成本很低，他们只要养那些尖端科技人才就可以了。不像中国的军工企业，所有人员都是要靠科研费用养的。企业为什么要干这个呢？他们有溢出效应，今天的成果是政府的，明天不断进口效益就会出来。而且他们是围绕美国最尖端的技术，在科技方面肯定是在世界最前端的。你看麦道和波音的合并，原来麦道是搞军机的，军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就和波音合并来和空客竞争。

美国的小企业主要就是硅谷现象。现在硅谷有很多的大学，但不是说有大学就能形成硅谷现象的，不要说中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都搞过这方面的开发，但是都没形成硅谷现象，因为中国的大学本身的科研水平和美国大学的科研水平不是处于同一层次的，而且产学研怎么结合、什么导向都不同，中国现在还是论文导向，但硅谷是不一样的。硅谷还有资本市场的支持，现在中国是搞了一个创业板，但我个人感觉是有点搞走样了，不是在支撑科技发展。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去硅谷访问，当时我想不明白资本市场怎么运作。我问，这个投资是怎么回收？那个美国人直接就告诉我这是不能回收的，如果企业成功了还要继续投钱，怎么可能回收呢？如果不成功的话企业就赔钱了，又怎么回收？我才明白他们是把它当做商品经营，只要有一个投资的企业上市，许多个企业的投资都能回收。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比尔·盖茨，就觉得好像辍学以后都能变成天才，但是并不知道在硅谷有多少车库里的不成功人士。我相信成功有一定概率的。我们只是宣传成功人士，没有看到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他们是有一片成功的土壤。

因为上海电气和西门子比较接近，我也和他们进行过交流。作为一个大型企业，西门子是用几种方式保证他们的科研成功：一种就是靠自己的科研投入；一种是对符合他们的战略方向的市场成熟技术进行购买；还有一种，就是符合他们的战略，但是市场方面还不成熟，他们就会进行风投，投资一般不会超过企业股份的20%。现在我也很希望科研企业和民营企业能结合，因为他们比我们灵活。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应该搞风投？但是从操作层面来讲，现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目标和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目标是不一致的。最近我也在学习十八大文件，作为民营企业，国家给予科技型的民营企业和房地产型的民营企业的鼓励应该是不一样的，如果中国出来一个比尔·盖茨，我们应该为他喝彩。现在我作为董事长，如果我要支持他，底线是一定要纳入我的麾下，这又会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方不愿意，另一个我也是从机制的角度把人家扼杀了，因为我的机制不一定完全适合高科技领域。他的目标肯定是想上市、想发财，这也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双方要找到结合点，要有符合双方期望的目标。如果我支持他发展，最后他的收益比我还大，肯定会有人提出意见。我要是把他纳入我的麾下，他又不愿意，这些都是十八大新一轮科技创新需要解决的问题。
 

“走出去”是中央提出来的，也是中国经济总量到了世界第二位之后必须要考虑的。但是如何走出去？我觉得我们没想清楚。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产业转移而进入其它国家。现在中国的企业走向国际基本上是靠两条：一是低成本的挤入，不是靠高科技产业转移，而是靠低成本挤进去的，包括现在的发电设备也是这样，因为成本比GE、西门子更低，所以他们做不成我做得成；二是我们的资本规模是靠庞大的中国市场支撑起来的，工商银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但是工商银行的行长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国际化的银行，我们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另外，搞市场经济必须保证平等互利，中国是走出去了，但是我们的走出去给对方带来了什么？现在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让全世界的人没饭吃，只要是能进口的我们都要国产化，只要是能出口的我们都要出口。现在我在海外搞工程，大量的建筑工人都在外面，建筑工人在国外有多大的生命力？

不走出去不行，但走出去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应该怎么操作？但是我们走出去和别人走出去有什么不一样？如同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英国老牌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是不一样的，英国人是搞殖民主义，美国人不搞殖民地，但是他们也有全球战略。我在理论上没有研究，从上海电气来说，现在提出国际化战略是三条：

第一，发电是主业，因为国际的商业模式和中国是不一样的，中国以前有电力部，公司只要卖设备就可以了，国际上是没有电力部的，所以我就帮人家建电厂，5年前规模10个亿不到，现在已经搞到100多亿了；

第二，中国公司和跨国公司既要竞争也要合作。现在我在和阿尔斯通谈一个全球化的锅炉合资企业，这个合资企业和以前的是不一样的，以前是跨国公司用它的技术来分享中国的市场，现在我和阿尔斯通谈了，我们是用双方的优势联合起来分享国际市场。我们不能再停留用中国去看世界了，是不是应该从世界来看中国？

第三，上海现在收购了美国高斯印刷机械，收购之后一下子上海电气就进入了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梯队，但我们给他们带去了资金和市场，所以高斯的高管也很拥护我做它的股东。当时我召开高斯的高管会议的时候也蛮骄傲的，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是向外国人学习的，现在我们领导美国人和欧洲人了。但是怎么领导？也不能简单地“雄纠纠气昂昂”，我认为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觉得产能过剩是一个问题，但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这是困惑我们的问题。

我对世界经济有一个概括，也和很多人交换过意见，包括和理论界的人和跨国公司的CEO。我认为，欧洲的问题是过度福利，美国的问题是过度消费，他们的危机都是从房贷开始的，中国的问题是过度生产。我是学产业经济的，现在对于搞产业的人来说，已经没有春天和秋天了，要么就是跟不上，要么就是产能过剩，没有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现在光伏没发展几年就现在这个处境了。

举个例子：上海电气是中国第一个造出大型柴油机里的曲轴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能生产这种设备的，当时我们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表扬。但是没过几年大家都能生产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现在我想了想，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原因，中国人有点从众心理，就像买东西一样，你买了我就买，产业也是这样，你干了我也干，非把他干到趴下才行；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位，谁来整合这个资源？如果因为一个行业中的央企只有一家，靠这家央企来整合是有很多优势，但是当一个行业有超过两家以上的企业，他们非但不整合，还会互相打架，比如“三桶油”就是这样。上海电气所在的行业也是两大央企，央企整合有其优势。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不能抹煞地方政府的贡献，同时现在很多问题也是地方政府带来的。但有些人说要让中国地方政府退出，我觉得不太可能，而继续像前30年这样搞好像也不能解决问题，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也许就是一种政府和企业结合的模式，这是需要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

我认为，应该分行业研究，有些产业和规模是有关系的，有些产业只有大没有小，有些产业只有小没有大，个别行业有大有小。比如飞机制造是只有大没有小，但是比如服装行业一般就不能进世界500强，否则全世界的人都要穿一样的衣服了。又如奢侈品品牌有奢侈品的含义，他们是跟奢侈品品牌排队的，不能跟世界500强排队。

举一个地方的例子，就是义乌。这是一个很小但很神奇的地方，他们能把小商品做得那么大，而且那么多年长盛不衰，在中国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它就很有名，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到了第二位，他们仍然很有吸引力。他们只是一个县级市，吸纳的外国人几乎超过了很多省会城市。上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我在最早搞企业的时候曾去过义乌，我发现义乌的运作机制有一定道理，他们的运作机制是三层架构：政府只管规划不运作，规划能做到什么程度？某个地方的市场是卖什么的都是政府规划好的，哪里卖服装的，哪里卖玩具的。但政府不运作。谁来运作呢？政府成立一个政府全资的公司，按照政府规划来建批发市场的硬件，所有的摊位都是他们建立起来的，不允许第二家进来，但是政府给这个公司的制约是：第一，公司自己不能进场经营，只能建摊位；第二，价格是政府规定的，比如这个摊位1个月的租金只有1块钱，如果经营情况好了就变为3块钱；第三，所有进场经营的企业都是招商引资来的，没有任何政府背景。

我觉得这种机制很有道理，他们能够保证那么多年这个地方能够发展，而且是有序发展。当时我去的时候，经营小商品的人乘长途汽车用背包把商品背进去，现在全世界的小商品供应商都到那儿去，但义乌仍然发展有序，我觉得这是蛮值得研究的。

所以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不能停留在批评阶段，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践出发，透过现象看本质，提出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有操作性、有效益的对策。
 

（本文根据徐建国2012年11月24日在上海交大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举办的“2012“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有删节。本文未经演讲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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