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忠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首席战略经济学家 笔者认为：误区比差距离目标更远。不但中国的创新与发达国家有差距，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创新有很多误区。只有解决了差距和误区，我们的创新才有真正的突破。 本文将探讨谈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的创新差距到底在哪里； 第二、经济创新的实质和经济创新的机制应该怎么建立；
第三、走出误区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创新。
中国经济的创新差距 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GDP不等于国家竞争力，一个国家所处的产业层次、产业环节才是国家竞争力。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产业层次低、产业环节地位低的“两低”现象日益严重。 第二，国家产业层次升级与产业环节优化的实质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我们提升经济创造的能力，落脚点一定是提高在世界产业层次和产业环节中的地位。否则，创新落不到实处。 第三，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绝对不能仅仅看它的数量，要看它的创新质量。就创新的质量来看，我们却和美国的创新差距在拉大。 所以归根到底，国家创新能力才是国家竞争力，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才是国家安全的依托。 现在中国的GDP确实排在世界第二位了，这说明了我们有竞争力，说明我们在世界经济竞争当中领先，说明我们富有了吗？不是。因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反映一个国家竞争力强弱，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在世界上地位的已经不是数量，即不是GDP总量；而是质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行业中所处的层次，是一个国家经济在每一经济行业中所处的环节。一个国家的富有与富裕不在于产出了多少GDP,而在于一国GDP投入产出比，在于一国的GDP 创造了多少经济剩余。在生产率低下和缺少创新的情况下，GDP产出越多意味着越没有效率的浪费越多，越是在消耗将来的富裕。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看问题很深入。他说得好：在经济活动和经济界限已超过了国界的背景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GDP统计的还是在一个国家境内生产的所有产品与服务的总和，但实际上许多产值已经不是自己国内企业生产的，而是其他国家企业在该国境内贡献的。 Made in China 与Made by China不是一回事儿。许多外资企业的产值计入了所在国的GDP，但是零部件国际采购的收益，技术、品牌转让费的收益、企业经营收益都是外资企业享有了。约翰·奈斯比特强调：“现在能够反映经济相关数据，并且为人们提供决策依据的不是某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生产的产品，而是在某个经济领域所生产的产品总和。”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领域中所占据的层次地位。“衡量全球市场经济状况的标准就不应该再是单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是经济行业生产总值，一个反映世界经济状况的新GDP。” 按照经典的产业层次理论，以时间顺序发展，一个国家要经历农业（第一产业）、工业化（第二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从大的历史进程角度看，这种划分是正确的。但本文讨论的不是经典三个产业层次的发展问题，而是讨论狭义的工业与信息化产业层次范围内的层次划分问题。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当今世界的工业与信息化领域的产业可以分为6个层次：这个层次是按照不同的技术含量与价值含量来划分的。从表1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产业层次所处在第4、5、6层低端层次。
最高的第1层次是尖端技术产业与尖端技术产品，主要包括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软硬件，包括航空航天技术产品，包括基础基因工程。很明显，在整个世界工业与信息化产业分工中居于最尖端层次的就是美国。 第2层次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高新技术产业，即我们高新技术开发区现在大量引进的行业，包括一般的通讯业，一般的计算机软硬件、一般的新材料和一些生物工程，处在这一产业层次的主要是美国、德国、英国。 第3层次是领先的工业化产业，包括先进的大型机器制造与设备制造，处在这一层次的是德国、日本。在世界上我们可以不时看到德国、日本精良的机器、设备。 第4层次是一般近现代工业品，主要是造船、钢铁、石化；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是这一层次的代表。 第5层次是一般的终端消费品，如冰箱、彩电、空调、服装、食品、化学医药，中国是这一层次产品的生产大国。 第6层次是工业原料和工业品粗加工，中国在这一层次所占比重非常大。 很明显，这6个产业层次之间的关系是越居于上位的产业层次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高，是上位产业的发展带动着、决定着下位产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说，不仅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经济收益取决于其在世界产业层次分工中的地位，而且一个国家的安全也取决于其在世界的产业层次分工中的地位。在整个世界产业分工当中，美国处于最高的产业层次，所以它才能在世界上如此强大。 一国竞争力除了取决于该国在世界产业层次中的地位外，还取决于该国在任一行业的产业链中的环节。中国处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 关于产业链竞争环节问题，台湾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年为“再造宏碁”提出的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做出了形象的表达。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分工模式已由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也就是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世界各国企业，由各自生产最终产品转变为依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只完成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工作。最终产品的生产，经过市场调研、创意形成、技术研发、模块制造与组装加工、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这就是全球产业链，它一般由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主导。 以制造加工环节为分界点，全球各行业的产业链可以大致分为产品研发、制造加工、流通三个环节。 发达国家往往掌控着产品研发、市场流通环节并获得最大利润。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主要从事制造加工环节的生产。然而，无论加工贸易还是贴牌生产，制造加工环节付出的只是土地、厂房、设备、水、电等物化要素成本和简单活劳动成本，虽然投入也很大，但在不同国家间具有可替代性，企业为争取订单，常常被压低价格。所获收益微少。 依据施振荣“微笑曲线”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处在微笑曲线的两端，中国处在中间低处。所以中国生产制造的越多，越不赚钱，利益都让两端环节赚取了。为什么两端环节能赚钱呢？因为两端环节能为产品附加更多的价值：产品设计赋予了产品灵魂，如耐克、芭比娃娃的设计价值、品牌价值远远超过了物质价值；做订单处理的香港利丰自己不从事生产，而是运用信息平台整合加工、质检、物流，赚钱比生产企业多多了。 举例来说，中国家电产业利润低下，最大的问题就是缺芯少屏。一位家电行业人士说过：“在决定平板电视产业生死命运的最关键的部件——面板和核心模块上，中国彩电企业至今仍是‘拿来主义’。” 这才是中国彩电产业的“死穴”所在。据了解，占数字电视成本一半以上的的高清显示器——LCD、PDP、DLP、LCOS等技术仍然受制于人，而融合音视频解码等技术的集成电路芯片也依赖于日、美、韩企业。我们要为这些技术付出高额的知识产权费用。 也正因为此， 美国学者纳希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说的深刻： “全球化使美国专门从事创造性活动，产出新的理念和思想及具有突破性产品，并且通过输出工作机会的方式，逐渐将不那么具有突破性的部分分离出去，让那些喜欢按小时付酬的人去做。设计一双鞋比真正把他们做出来能赚更多的钱——耐克、戴尔、波音只需要思考并组织和运用他们的专有技术就能赚钱，发展中国家的转包工厂做那些繁琐的制造工作，而有文化和擅长数学的国家的工程师们负责解决那些没有创造性的技术性小问题。美国经济极大的依赖思维创造，所以美国失去制造业仍能提高生活质量。” 因此，我们决不能在因为GDP而沾沾自喜，而要深刻的从产业层次地位、产业环节地位入手切实看到我们与美国的创新差距，知耻而后勇，努力缩短与美国的差距。 这个问题就转化成了，为什么美国能在各行业层次上领先，能在各行业环节领先占有优势地位呢？一言以蔽之，创新能力所致。 首先，美国为什么能在各行业层次中居于领先地位，因为许多新行业就是美国率先创造的。你率先创造了一个产业，自然就居于这个产业的领先地位。美国因此引领了20世纪的汽车制造、化学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信用卡、通讯业、物流快递；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产业、云计算模式、基因工程产业。 总之，许多技术都是美国首先突破的；许多产品都是美国首先生产；许多原材料都是美国率先形成的；许多模式都是美国首先运用的：连锁、长尾、免费、互动、共创、众包、团购；许多制度都是美国率先安排的：风险投资、自发的高新技术园区。 笔者统计了20到21世纪之交，全世界在行业、技术、产品、原料、经济模式、经济制度等每个方面前50项的创新情况，结果看到美国在上述六个方面的创新都占了世界60%以上。笔者连续比较了近20年世界上最具有创新里的前50名公司，发现美国公司一直占比60-70%以上，发现美国正处在创新的旺盛期。通过比较中美上个世纪在上述六个方面的差距与现在在上述六个方面的差距值，可以发现与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缩小与美国的创新差距，有些方面的差距还拉大了。比如在上个世纪，我们在汽车工业、航空制造业、原子弹、氢弹、卫星制造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并没有今天的产差距大。 不妨再看看欧洲与美国、日本与美国的创新差距。 2000年，欧盟里斯本协议明确欧洲的目标就是“把欧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十年过去了，在竞争力与活力方面欧盟与美国的差距也是拉大了。究其原因：就像《经济学人》杂志所评论的：美国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的国家，欧洲则在衰老、保守。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数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曾获得109次诺贝尔科学奖，而美国只有13次。但是，从二战后到2011年美国获得了243次，欧洲只有100余次。美国是欧洲的2倍还多。 欧盟用来研发的资金只占到国民收入的1.9%,而美国为2.6%。美国花在研发上的资金比英、法、德、意、加拿大、日本的总和还要多。美国百万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是欧盟的两倍，而且还不断有科技人才从欧洲流失到美国。美国获得的技术发明型专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世界排名前20为大学中，美国占了17个，英国有两个、日本有一个。 一些欧洲人总把罗纳德·里根总统描绘成牛仔，说美国人是牛仔，殊不知，牛仔正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象征。 那今天欧盟的经济危机和困境与里斯本的目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谁缺少了自由创造都会落在历史进程的后面。这也正像约翰·奈斯比特所说的，欧洲不改革、不创新，不形成自由的创造氛围，不大可能成为世界知识经济的领导者，只能成为人们用来瞻仰它的光辉历史的旅游景点。 转看日本： 日本由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协议》开始了四年的经济过速成长年代，股市和楼市制造泡沫，一切都是over-extension，到极盛是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高达38957点，东京银座地价每平方公尺高达100万美元。日本成功达到“先富后老”的目标。1989年日本的人均GDP是23887美元，比美国的22047美元还高。日本人踌躇满志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弃亚入欧的百年梦实现了，然而西方的生活方式却也是噩梦的开始，因为人均GDP虽大，但人均消费石油、金属和天然资源的需求更大。人类学家指出，一个族群在不断消费大量资源之后，一旦到了顶点，就有崩溃的可能。 1989年到达顶点后，日本被称为进入迷失的十年（lost decade），但这个“decade”漏了一个“s”，到2009年12月日本就迷失二十年了，但有多迷失呢？看看人均GDP，2006年日本是34000美元，十七年间增加 42％；美国已是 44167美元，增加了100％；香港由1989年至2006年成长了114％，是27071美元。日本人均GDP由第四位落后至第十八位，日本人仍然是富的，但消费者仍揽住荷包不放，因为老了二十年，更为将来担心。四年的兴奋，换来二十年的忧愁，颇为不值。 1989年的十大世界银行有七家是日本的，当年日本第一是第一劝业银行，资产刚超过1万亿美元，威到尽矣！联同住友、富士、三菱、三和、日本工业和农林金库，横行全球，留下无数有毒贷款有押保等于无，是最大教训，结果全部变成僵尸。日本政府一直拖到1996年才出手，三年间推出6000亿美元救亡计划，是GDP的12％，即使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美国的TARP计划（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也不过是8000亿美元，是GDP的7％。日本当年是出重手，只是时机晚了六年，小病变大病。 2009年1月，日本只剩下合并后的三菱日联排在全球第八，其他有瑞穗排第十四、三井住友排第十九，但和第一名资产是3．5万亿美元的苏格兰皇家银行比较，日本银行不说最好，连最大也不成了，论赚钱更不用提。二十年变化可真大啊！ 一步步深化研究，笔者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在产业地位、技术发明、产品生产、原料形成、模式提出、制度安排方面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与创新的差距。因为一切产品与服务说到底不过是信息与知识的物化，是知识与信息的凝结。
经济创新的实质与经济创新的机制 不论从企业层面、区域层面、国家层面我们提高创新能力，本质上就是知识形成、知识转移、知识运用问题，即信息与知识的3C问题（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Creati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Conversion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commercialization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信息与知识的形成，加上知识的商业化和使用。 一个国家真正要实现创新，必须突出解决四个问题：培育各类创新主体；在各领域倡导全面创新；将各类创新结合起来；改变创新机制、创新管理。 而针对中国实际，我们特别提出要关注个人创新主体，中小企业创新主体。 在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Innovation Subject ）分为个人创新主体，企业创新主体，组织创新主体，区域创新主体，国家创新主体。不同的主体有其不同的生成、发展规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例如：个人创新主体可细化为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各类个体； 企业创新主体可细化为大企业、小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企业； 组织创新主体可细化为盈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政府组织； 区域创新主体可细化大区域、小区域、发达区域、不发达区域； 国家创新主体可细化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 只有细化研究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政策。遗憾的是，以往我们不但没有对不同主体的深入研究，而且有很大的政策偏失。我们重视大企业，忽视小企业；重视组织，忽视个人；重视大区域，忽视小区域。殊不知，哈耶克早就说过：“对待个体的自由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促进一个社会的个人创新激情、冲动、执着是全社会创新的基因。 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们不能全面讨论各类创新主体问题，这里针对我们在创新问题上的偏颇，特别强调要关注个人创新主体，小企业创新主体。 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信息一体化，大家都可以及时获得大量信息、知识，计算机也成为每一个人的研究工具，所以个人、散客的创新主体作用日益重要。个人、散客是强大的非组织的组织力量。 美国学者阿玛巴尔（Teresa. M. Amabile）是研究个人创新的著名学者，他提出个体创新的三角结构： 要有内在的动机，深入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经验储备，科学与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资料来源：《管理大未来》 （美）加里·哈默，（美）布林 著
中国在研究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一穷二白，是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大家积极投入，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发挥了最大的人性效益。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优越的条件，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我们创造的高铁出了多少问题？没有真实的动机，光是外在的财富刺激会容易引偏创新的方向。 我们应该看到在一个浮躁、功利的社会，在一个遍地宣传“一年教你赚一亿”的社会，在一个以捷径为成功、以取巧为聪明的社会，很少有人能沉下心来学习专业知识，积累广博经验。创新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知识的碰撞，我们从中学就开始为高考文理分科，哪里来的综合知识，交叉视觉、创新能力？阿玛巴尔认为，创新第二个角一定是专业基础知识之上的广博知识。
第三个角是思维方式。总结众多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个体创新主体创新成功的经验，他们都具有如下7种思维方式，而我们的思维恰恰与这种思维方式背道而驰。改造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是更艰巨的任务。
与开放思维相反，我们的思维封闭、内敛，是典型的隧道思维；隧道思维的就是一个角度看问题，把一个问题看深了，但是今天是一个产业交融、交叉替代、异志竞争的时代，只有单一的知识怎么创新？ 谷歌在内华达制造谷歌汽车，大家都觉得汽车是汽车厂生产的，但谷歌的车在内华达已经有了驾驶执照，是可以全自动智能无人驾驶汽车。英特尔提出要为汽车装进大的芯片，使汽车成为一个移动的大苹果。奥迪公司和三洋投资10亿欧元开发新的动力。今天世界上都在定义汽车产业是智能、能源、机械产业的融合。但我们的思维是隧道的， 与前瞻思维相反，我们的思维保守、陈旧，是典型的后视镜思维。打开电视台，基本上就是三类节目：宫廷、言情、打鬼子。我们所有的片都在翻拍，所有的导演几乎都在穿越，而且都是在穿越到过去。但美国所有的片子都是在穿越向未来。中国曾有2900个主题公园，到今天90%破产，我们有三国城、水浒城、唐城、宋城、清明上河图，西游记宫，哪吒宫，却没有一个面向未来的主题公园。 与批判思维相反，我们的思维盲从、从众，是典型的服从思维。在我们任何一个会议上，几乎都是领导先发言，领导先发言以后，谁还敢自由地发言？ 和辩证思维相反，我们的思维排斥、零和，是典型的极端思维。我们很多实践当中都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说不搞经济是不对的，但是把经济当成一切，没有问题也是不对的。 与系统思维相反，我们的思维孤立片面，是典型的单点思维。我们经常拿一个好处掩盖了其他的不足。 与想象思维相反，我们的思维抽象干瘪，是典型的僵化思维。乔布斯说：“我多想用我全部技术换得与苏格拉底的一个下午。”达尔文真诚的表达：“如果让我重新活过，我会天天读诗歌，诗歌会使我的事业更有创造性，使我的生活更美好。” 约翰.奈斯比特说：“我希望，孩子们的教室里都有电脑，也希望孩子们的教室里也都有一位诗人。”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形象，我们还能有什么呢？形象有的时候走在生产实践的前面，无论是潜水艇、高速铁路、飞行器、登月、太空旅行，机器人、人造人、克隆、全球通讯卫星网、互联网都早于实践，在文学的想象当中出现。所以乔布斯说，苹果的成功有三个基因：技术的基因、人性的基因、文化的基因。而我们今天的学习，今天的课程，今天所读的一切，除了理论是不是缺少了形象？ 与实践思维相反，我们的思维光说不练，是典型的会议思维。美国的一座山上雕塑了乔治、华盛顿、杰克逊、林肯、罗斯福肖像。除了罗斯福，其他总统都是经历了战争，但美国人民为什么选出了罗斯福？因为他干了四件事：第一、他在读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写的《屠场》的时候正在吃早餐。辛克莱揭露了芝加哥屠宰场用回收的肉吃香肠。罗斯福说，我总统都吃这样肮脏的香肠，美国人民呢？为此，他建立了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罗斯福说，市场不相信眼泪，政府要对民众负责；第二，他通过了美国反垄断法。第三，他任职期间，收回了大量私人占有的风景地，通过了最多的环境保护法令，建立了最多的国家公园，他说这是公共自然。他管了食品安全、管了市场秩序，管了环境和生态，所以美国人民把这个非战时的总统选为最尊重的总统之一。 一个民族要创新，最重要的是强调个人，强调中小企业。人类历史上，发挥作用的主体在不同的时代不一样。在封建社会，全球化1.0版本的动力主要是国家武力；2.0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强大，公司强大，这个国家就强大；3.0时代，个人的创新能力强大，这个国家才强大。硅谷里的60000多家公司，1/10的公司都是车库里面诞生的，都是个人创造的结果。 社会要重视个人创新主体，重视小企业创新主体。笔者不同意个别官员“央企是湖人，央企是NBA的科比”的比喻，不同意从此比喻出发，在各方面对大企业的偏向。 全世界的企业创新史、经济创新史都告诉我们，创业时的企业最有创造性，小企业最有创造性，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发展而来的，体制外的创新比体制内的改革成功可能性更大，成本更低；看看乔布斯、比尔.盖茨、佩奇、布林、扎克伯格、沃顿、克罗克、迪斯尼……看看马化腾、马云、李书福、王传福、张近东、任正非、王石，谁不是从个人创业起家，谁不是从小企业起步，谁不是在起步时最有创造性？
走出创新的误区 前文中，第一部分强调了创新存在着两低的差距，第二部分强调知识3C问题。第三部分特别强调走出创新的误区。 首先，误区比差距离目标更远，我们应该研究在创新方面的不足，更应该认识失误，认识政府失灵（如政府负激励）、制度失灵、政策失灵等带给创新的损害。有时不干扰就是最大的支持。我们提倡切中要害的问题研究。 其次，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在新经济背景下，难道我们的创新方式不要转型吗？方式决定水平，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索创新的方式，重新确立促进创新方式。 第三，各国的创新实践都说明，在促进创新方面有时文化比技术、制度更重要,一个国家要有创新的愿景，有形成鼓励自由、个性、包容的创新文化。 虽然中国在创新方面与美国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坚信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民族。看看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崔琦、朱棣文、钱永健、高昆八位诺奖得主，你就会相信中国人不笨。看看硅谷几近一半的软件工程师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您就会相信中国人不笨。看看美国首都杰斐逊、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马丁.路德.金、越战六座著名纪念碑中，就有两座是华人设计的你就会相信中国人不笨。 问题是为什么他们都在美国聪明了，在国内怎么就不聪明了呢？所以，中国要想真正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先不要说有多么好的政策，首先要思考、研究我们的教育、文化、科技、经济、人才各种制度安排、政策设计是怎样一方面诱发出那么多伪创新，一方面又扼杀了真正的创新。 误区比差距离目标更远，我们要推进全民族创新，要破除创新的误区：破除那些伪创新，去除那些诱偏、扼杀创新的错误制度安排与文化导向。 细数起来我们在创新方面的南辕北辙、事倍功半的误区还真不少。 如重视硬件，忽视软件、重视数量、轻视质量、重视短期、忽视长远、重视投入、忽视产出、重视“运动”、忽视日常、重视经济，忽视价值、重视大企业、轻视小企业、重视组织、轻视个人、重视政绩、忽视民本、重视评奖、忽视实用、重视内向、忽视外向、重视竞争、忽视协作，重视宣传、忽视操作、重视形式，忽视内容、重视号召，忽视落实，重视权威、轻视草民、重视年长、轻视年轻……真是不一而足。 首先说硬件和软件，一方面要看到创新投入不足，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创新绝不是依赖投入的。乔布斯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我的创新从来都与钱没关，而是与洞察力有关。”无论是创造第一部个人电脑，还是首先使用图形界面，还是收购了皮克斯公司，你可以看出来都不是钱的问题。图形界面是施乐的，鼠标也是施乐的。施乐当时做复印机非常赚钱，开发图形界面和鼠标的工程师对施乐的老总说：“我们这些研究是不是应该得到重视？”斯勒的老总说：“我们的复印机业务非常赚钱，图形界面鼠标算什么呢？科学家谁会用图形界面呢，科学家用的都是文字字母输入，那才叫科学，用图形界面那叫赌博、游戏。”后来乔布斯去了施乐，看到了鼠标和图形界面，他讲了如下几句话：“这就是计算机的未来。”他说，如果用文字和字母输入，多少人能使用计算机呢，所有的人都用图形输入的话，会有多少人更广泛的应用呢？ 从施乐回来一个礼拜之内，乔布斯找到了一个小公司，让他做出15块钱的鼠标，并给斯勒的两个工程师打电话，一个设计图形界面的软件工程师，一个是硬件工程师。在电话里乔布斯是这样说的：“你们在施乐干一辈子就是垃圾，跟着我干就是开创计算机的未来。”两个人毫不犹豫就跟着乔布斯做了。后来我们就有了图形界面。这不是钱，而是乔布斯的眼光和洞察力。 卢卡斯为了拍《星球大战》建立了电脑工作室，拍完以后他觉得这个工作室没用了。乔布斯听说了，用1000万美元迈了这个工作室，改成皮克斯公司，他觉得电脑工作室可以改变动画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有了玩具总动员、汽车总动员。后来迪斯尼说：“动画被你改变了创作方式，我出内容，你出制作，我赚的太少了。卖给我吧”。乔布斯让迪斯尼看着给钱。迪斯尼给了乔布斯74亿美金。 当制造产品落实投资的时候，那与钱有关。但是乔布斯又说了：“当你真正有了好主意的时候，世界上的人都会给你钱。”我们重视硬件，看看我们建了多少开发区，多少创新中心，多少动漫城。但是我们缺什么？缺的是个体创新、中小企业创新的那种人性的动机，广博的知识和合理的思维方式，缺的是软件。 我们有的时候诱导错了创新。例如，应该怎么样倡导专利？看着一些宣传，我们会很自豪，中国的专利申请和批准的数量在急剧的增长，这是好事。但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说，中国华丽专利数量的背后是质量不足。因为这些专利一多半都是实用新型，这些实用新型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保护期短，一个是在许多国家基本上不太使用这些实用新型。 给大家看一个案例：人们喝水拿一个托接着纸杯，那是专利，那叫茶杯托。有的人又申请了专利，这是没有茶杯托的时候，再拿一个茶杯托住了，这也是专利，这个是杯托杯专利，专利局也批。一个民族要把这些东西当成真事儿的时候，再拿这些数量宣传成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儿不够诚实？如果这样批专利的话，一下午我们可以发明100个专利。这是出于政绩的考虑，我们走进了多少误区。 我们怎么倡导专利，究竟应该支持谁？北大方正的创始人王选说：“当我有能力创造的时候，我没有钱，没有高级职称。我有了高级职称和钱的时候已经老了。”希望再也不要出现王选的遗憾。 我们不应重视短期违背规律，要知道不同行业的创新周期和规律。创新周期是指其技术发明、创新产品的所费时间长短，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需求消费的时间长短。能源、航空、交通、制药、通讯系统、信息产业、基因产品的周期相对最长，而芯片、软件、娱乐、纺织、时装、食品、金融等产业的周期相对短最短。处在中间位置的则是钢铁、汽车、机械等产业。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的产业作出不同的创新政策。有些产业的创新不可能立竿见影，要有相对长期的打算、准备与投入。 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创新方式也要转型。方式决定水平，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索创新的方式，重新确立创新方式。 首先，国家应认识到要为创新建立新的基础设施：精心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不是“砖瓦水泥” 似的结构，而是建立在智慧和具有共同愿景的人们的互动关系之上的，充满活力的“社会资本型”的信息基础设施。 近代以来直到20世纪末，美国人一直说图书馆与博物馆是美国人文明与智慧的摇篮，今天美国政府及各界都强调，信息化的“行业智慧”、“组织智慧”平台将在人的发展、经济创新、社会进步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建设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背景下的“智慧平台”。 第三部分提了两个观点：第一，研究创新的误区。第二，改变创新的方式。第三个观点，必须研究我们创新的文化。 一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愿景，但不能缺了创新的愿景，一个国家有各种各样战略，但不能缺失创新战略。没有精神价值追求，单纯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创新是最容易被扭曲的创新。文化对于硅谷成功的作用比经济或技术因素更加重要。 在华盛顿有四个著名纪念碑，其中有两个是华人设计的。一个是林缨设计的越战纪念碑。她设计越战纪念碑的时候22岁，是一个女孩，耶鲁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美籍华人。在宽容的创新文化氛围下，没有因为她年纪轻没选上，没有因为她是女型没选上，没有因为她是学生，不是老师没选上，也没有因为她是华人，不是美国人没有选上。不要忘记这是全世界招标。如果林荫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下参加一个设计招标，这四条都是她被剔除的理由：第一条，年龄小？第二、女孩子，男的面子往哪放？第三、学生，她的老师也参加招标了，老师的面子往哪房？第四是华人，美国人的面子往哪放？ 因此，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包容、宽容、鼓励个性、鼓励自由的创造。这样我们就有更好的创新。
（本文根据孟宪忠教授2012年6月5日在上海交大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深度思考”系列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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