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19怎么看？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形势作出了明确判断，就是稳中有进、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有进，有变，有忧。 超出预期之“变” 中国经济从12年开始调整，13年到15年持续下跌，16年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6年第四季度反弹，17年经济回升到6.9%。大家知道最时髦的理论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周期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复苏。市场都在一个基本判断中：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起码长期L型走势。然而从2018年第二季度开始，一系列现象和问题的连续爆发，超过了社会预期。 一是出现了中美贸易摩擦，很难在短期有明确的结果。二是出现了民营企业占比、指标、甚至绝对数量的下降。接着出现了政府投资的急剧下降。另外消费增速下降，到10%多到9%多到现在的8%多。 接下去出现了什么情况？出现了社会预期管理的季度紊乱。现在年轻人获取新闻的方式来源很多样，微信占很大的比例，微信上的预期管理非常复杂。预期管理是经济研究中很突出的问题。近几年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政策，关于PPP模式的调整、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调整、光伏产业补贴取消、房产税等，都引起了广泛讨论。
这就是2018年，让我们清醒了很多。 企业发展环境之“忧” 2018让我们清醒了，中国经济转型没有度过困难期，没有达到L型走势的平稳期。尽管全年有6.6%左右的增长，因为前期好，后期跌得太快，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到本世纪中叶的未来30多年，我们的路更难走。 中央讲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变在哪？忧在哪？就是企业发展环境的变和忧。 第一就是世界环境变了，我们不能把中美贸易战看成一个偶然的事件。我们与西方国家在科技、制度、全球治理、规则上的竞争矛盾凸显。我们和前四十年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有很大不同。 所以象华为、中兴这样的事件还可能会出现，我们要学会怎样应对解决各种复杂外部问题，和西方国家要贸易合作、科技合作、经济合作，同时矛盾和斗争也是避免不了。这是一变。 第二变是什么？市场需求的动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40年，我们平均取得9.5%的增长，那是靠每年20%的投资增长，每年15%到20%的贸易增长，每年15%的消费增长换来了。目前，我们只有5%的投资增长，8%的消费增长和7%出口增长，要稳定增长压力很大。企业需要在市场需求总量增长很慢，甚至不增长，行业市场需求总规模已经锁定的情况下来发展来发展，这是巨大挑战。 第三变政府和市场的动力叠加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的高速增长是我们把市场经济的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衔接很好。我们制度优势通俗一点讲就是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从经济学研究来说就是政府集中社会储蓄资源超前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超前发展了民营经济不愿意做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破除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政府投资和民营投资的挤出效应。我们用这样的叠加效应让基础设施、周边配套完善了，地价上涨，房价上涨，民营投资就跟过来了。我国GDP在世界排位人均仍然是三流的，但是生活水平是二流的，基础设施甚至是一流的。 一流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成本，良好的国内储蓄，成就了过去的发展优势。这个优势在什么情况下最能发挥作用？在投资主导模式下。现在整个经济增长中，80%靠消费服务增长了，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在80%左右，投资贡献率很低，这个时候政府集中资源办大事，对经济的撬动作用就很难发挥了。国务院有关推动消费和服务的政策出了很多，市场人士关注度不高，因为知道短期内很难有效果。如果明天出一个有关房地产的政策，大家肯定都会讨论。 第四变是当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成为经济最活跃成分产业的时候，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手段不灵了。过去经济增长靠两个发动机，企业和地方政府。外国人到中国来感觉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外是两码事，国外的地方政府就是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我们的地方政府是投资主体，是重要的经济发动机。我们地方政府靠什么在推动增长？这两年有什么变化？前几年东部要素成本太高，企业往中部、西部迁移，中部、西部发展起来了。这两年又三十年河西了，东部又好起来了，中部马马虎虎，东北和西部不行了。东北、西部要素成本低，劳动成本低，土地成本低，为什么不行了？高房价高要素成本的东部沿海城市为什么又活跃起来了？是因为经济增长模式中的核心驱动要素变了：过去靠土地、靠资金、靠劳动力数量、靠能源资源，现在我们变成靠技术、人才、信息、模式、产权。在动产要素推动下，地方政府传统政策不灵了，土地已经不能吸引这些企业了。很多西部省份要搞大数据工业园，盖了一大堆房子，像搞工业一样搞大数据产业。显然是驴头不对马嘴。 第五变是民营企业面临巨大制度挑战了。当前民营企业困难尽管说可能和税费负担重、要素成本走高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到最优秀的也是民营企业，他们的要素成本就不高吗？负担不重吗？中小民营企业的核心问题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下缺乏投资风险分担机制问题。这是企业制度问题，我们不能把眼光盯着国有企业要改制，民营企业同样需要改制。过去生产很简单，产品销量好，多买机器，扩大投资，很容易算清成本收益。现在低端产业不行了，要技术改造、科学研发。这些技术性投入，技术性改造，甚至要转产的投资风险比扩大生产规模大多了。美国企业有一个很好的风险分担机制，可以长期进行科技研发的投入，可以三五十年研制一个新药，我国民营企业没有这个风险承担能力，为什么？没有建立股权分散化，经营专业化和财务透明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家族消费资产和企业经营资产分不清。相当一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是这个情况。
刚刚提到的五大问题很难通过几个会议或者文件解决。当一个社会核心增长力转向靠消费和服务，要保持高增长，这在全世界都是难题。我们过去把优势发挥得太充分，长的太快，太早熟了，我们在人均8000美金的时候，就失去了中低端制造业和投资的驱动力。所以，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非常艰巨的。 不动产金融向动产金融之“转” 我们的金融市场通俗说过去是一个以不动产为基础的债务型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来自哪里？金融资产是把土地、房产、机器设备货币化，是抵押出来的。我们现在有250多万亿的社会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对应一大堆基础设施资产。居民债务对应的是房地产。央企债务对应的重化工业机器设备。 现在这个债务型金融发展到极限了，原因很简单，房子、土地、能源资源这三块资产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正在下降。什么叫做金融危机？不是负债高点就有危机，而是由债务变成的这三块资产能否带来很好的现金流。如果不能，金融市场就可能出现问题。 经济增长正在向将技术、信息、人才、商业模式、产权等等动产要素作为核心驱动力的创新式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化。这些动产要素怎么金融化是个大问题？新业态企业没有房子，没有地，没有设备，怎么让银行贷款？你说我有人才，我有技术，我有商标，我有专利，我有很好的商业模式，银行说这个商业模式值多少钱？你的商标怎么评估，你引进来的院士价值是什么？这是大问题。美国的优势在于动产要素和动产金融最发达，高校、人才、技术、信息、动产产权的评估最发达。我们缺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评价企业的竞争力当中，过去不动产要素是核心要素，比较好评估。现在动产要素变成这个企业的核心要素，我们很难评估。所以我们的创业板容易波动，BAT到美国上市，都因为中国动产要素市场不发达。 所以我们要看到整个金融基础正在从不动产转向动产，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企业制度要求、政府管理理念、金融市场信用评估和项目评估、对企业投资价值的评估，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本文整理自2018年12月24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上市公司竞争力百强榜发布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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