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金融报》 记者：余继超 编辑：姚惠
从去年北京、上海数据交易所相继成立，到今年年初《“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划定具体目标，“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步入顶层设计“目标化”、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化”、数据要素“流通化”的新阶段。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博导彭娟近日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显著的新经济增长点，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后发优势明显。 不过，彭娟也指出，国内支撑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短板突出，人工智能、类脑计算、量子信息、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突破水平也不占优势，对数字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缺乏稳定支持，导致技术进步更新慢甚至断档。
为此，彭娟建议：“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推动前沿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布局，支持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自主专利池，利用好区域试点示范政策，加快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积极培育一批‘非对称优势’未来产业。”
继2017年的“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9年的“壮大数字经济”、2020年的“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到2021年的“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数字经济”四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战略。 2022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划定具体目标：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IPV6活跃用户数达到8亿户，千兆宽带用户将达6000万户，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将达到14万亿元，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45%。 在彭娟看来，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对发展数字经济的长远布局和高度、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集中爆发、推动经济发展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等因素都助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 从不同城市所做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来看，彭娟指出，以“北上深浙”四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各具特色、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其中，作为全国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深受产业政策影响。北京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统筹发展和安全，着眼世界前沿技术和未来战略需求，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北京样板”、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领头羊”。 上海则提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十四五”发展的重大战略，更多聚焦于塑造城市整体核心竞争力，特别关注上海作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提升，着力探索以整个城市为视角，打造城市级平台，推动经济、生活、治理三大领域数字化转型融合发展。 深圳对数字经济产业的描述围绕信息服务业的新兴业态，重点考虑深圳的产业定位，具有发展优势且有一定产业基础的细分领域予以重点扶持，围绕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9项重点任务。“深圳在数字新基建上尤为突出，已建成4.65万个5G基站，全球率先实现5G独立组网全覆盖，产业规模和终端出货量全球第一。”彭娟表示。
浙江省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也开创了“数个第一”。《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是全国第一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且首次明确数字经济的法定概念，首次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作出法律界定，首次在法律层面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浙江省是企业上云、数字化落地最普及的省，杭州也被称为“数字经济第一城”。
顶层规划在密集推出之外，国内数字基础设施也在全面铺展。2月中下旬，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长三角地区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截至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已悉数获批启动建设，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彭娟认为，正在启动的“东数西算”，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南水北调”工程。由于东部地区土地、能源等资源日趋紧张，大规模发展数据中心难以为继，而西部地区资源充裕，价格低廉，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丰富，具备发展数据中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因此，发挥我国体制机制优势，从全国角度一体化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按规划到“十四五”末，东部数据中心总量占比由60%下降至50%左右，西部数据中心占比由10%上升至25%左右。 彭娟指出，“东数西算”是一个全国性的系统工程，由于产业链条长、投资规模大，要真正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仍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首先，建设数据中心需要拓宽建设资金来源；其次，部分数据中心所处区域较偏，距离算力需求区域距离较远，可能会出现资源调用不足，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 “第三，通信网络建设也是一大挑战，数据中心输送算力，要打破距离限制，网络响应要进一步提高。再者，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从建设，到运营运维、管理的技术难点较大。在大业务生态方面，怎么把大平台用起来是关键。另外，西部地区拥有资源和能耗的优势，但能不能吸引人才是个问题，软环境也要打造。”彭娟表示。 从大规模构建数字基础方面来说，彭娟认为：“最困难的还是支撑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短板突出，源头创新少，与领先国家差距有被拉大的风险。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底层操作系统、传感器、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基础核心软硬件长期面临国外垄断，受制于人的风险不断加剧；人工智能、类脑计算、量子信息、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突破水平也不占优势。” “本土自主技术标准缺乏大规模市场应用，中高端需求难以有效满足。长期以来，对数字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缺乏稳定支持，导致技术进步更新慢甚至断档。研发投入上‘重硬轻软’的局面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基础软件原始创新不足，技术差距拉大。”彭娟进一步指出。
要有效应对上述挑战，彭娟认为，关键需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推动前沿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布局，支持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自主专利池，利用好区域试点示范政策，加快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此外，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避免形成新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要更多采取符合国际惯例、依靠市场化方式的支持政策激励更多市场主体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效率，发挥龙头企业的资源集聚、需求凝练、创新孵化和生态构建等方面的引领作用。
在顶层规划和基础设施同步推进的阶段，数据作为要素，安全、高效流通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一大关键。为此，多地成立了数据交易所。2021年3月31日，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成立。同年11月3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同意设立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的批复。 去年11月25日，上海数据交易所揭牌成立。上海数据交易所聚焦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监管难等关键共性难题，形成系列创新安排。一是全国首发数商体系，全新构建“数商”新业态，涵盖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合规咨询、质量评估、资产评估、交付等多领域，培育和规范新主体，构筑更加繁荣的流通交易生态。 二是全国首发数据交易配套制度，率先针对数据交易全过程提供一系列制度规范，涵盖从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主体到数据交易生态体系的各类办法、规范、指引及标准，确立了“不合规不挂牌，无场景不交易”的基本原则，让数据流通交易有规可循、有章可依。三是全国首发全数字化数据交易系统，上线新一代智能数据交易系统，保障数据交易全时挂牌、全域交易、全程可溯。四是全国首发数据产品登记凭证，首次通过数据产品登记凭证与数据交易凭证的发放，实现一数一码，可登记、可统计、可普查。五是全国首发数据产品说明书，以数据产品说明书的形式使数据可阅读，将抽象数据变为具象产品。 “这一系列的实践释放出强烈的信号：未来数据交易必将是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而伴随着数据要素市场的迅速升温、升级，无疑对企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数据交易提出了更高要求。”彭娟称，我国数据交易中主要涉及的三方主体，分别是数据提供方（主要包括数据开源方与数据来源代理方）、数据接受方和数据交易平台，不同的数据交易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彭娟表示，在数据交易中，确保数据交易主体的合法性是企业合法推进数据交易的第一要务。具体而言，企业应当围绕我国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相关的现行有效的法规确立的规则或者行业标准，对于自身应当履行的整体义务进一步考量。 “在具体的企业数据交易合规管理中，企业首先有必要在交易前对相关方的资质、对方的信用信息进行尽职调查，考察交易主体的资质需要符合数据交易场景要求；其次，在调查中企业应当重点关注其是否履行了上文列举的专门立法中的主体义务。”彭娟建议，要建立数据跨境流通安全管理制度，使数据在不涉及国家安全及公民隐私的前提下能够在国际社会共享共用，通过双边、多边协议，保障数据安全、合理、公平、无歧视跨境流动。以《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指引，开展各国之间的数据安全合作。 |
